这文章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

李经述原本还心存一丝幻想，觉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有点效果，这时更加认清了康有为无耻无知的真面目，于是宣布跟权欲熏心的康有为划清界限。康有为的堂弟康广仁为此还专门去找李经述，想说服他支持康有为：“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望兄长能施以援手，此乃万民之幸甚！”

李经述请康广仁转告康有为：“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少一些权力私心，多一分办洋务的实际行动，兴工商和教育，则自然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人会多起来。”但是，康有为觉得只有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才能实现自己的大同理想，他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有为跟光绪皇帝和荣禄等大臣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

荣禄又不傻，康有为说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康有为这明显是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高官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就等于搞了政变，将旧官僚体系完全架空。

光绪皇帝也很年轻幼稚，他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很感兴趣。从这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力斗争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慈禧向礼亲王、总理大臣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

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只好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都是盖头不换面的政变，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

李经述看邸报，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康有为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夺权，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人进入制度局、懋勤殿，就知道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必定失败，他们离死期不远了。

那天，光绪皇帝经不住康有为的再三蛊惑，再次跑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亲爸爸，这制度之变，乃是变法之关键，儿臣无实权，展不开手脚……”

光绪皇帝的话还没说完，慈禧太后不答，一直在喝茶，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心生恐惧而未敢再申说。

过了半响，慈禧脸色才恢复平静，说：“皇上想做什么，就去做么，以后不用事事来着园子里问哀家，哀家想清静清静。”

慈禧太后的意思，是试试放手让光绪皇帝干，看他到底要怎么折腾！得了慈禧太后的这话，光绪皇帝喜极而泣，去放手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