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和康有为一接触，就知道所谓的康圣人，只是徒有虚名。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中国的改革，若让熟悉官场的政治大佬李鸿章或张之洞，甚至是荣禄来做旗手，都会比康有为要强一百倍。因为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四品官，他做维新变法的旗手，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有为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会远远超出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李经述跟谭嗣同谈过变法，谭嗣同的变法更激进，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亲口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所以，李经述是十分不放心让谭嗣同去京城的。还有梁启超，此时也一样患了政治幼稚病。要拦住他们去京城，李经述想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只要拖上一两个月，等他们再走到京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估计就结束了。

恰好在此时，李经述得到消息，张之洞也奉召入京，但没去成。原来，按照慈禧太后的打算，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要调任中央协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维新变法开始前，光绪皇帝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道“电旨”，也就是电报发送的圣旨，传到武昌：“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钦此。”

光绪皇帝还算是一个新潮开明的皇帝，对新生事物接受比较快，晚清还是比较开放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电报就传入了中国。清政府开始使用电报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海口炮台之间架设电线，试通电报，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为提高政务效率，光绪十年，中国就完成了全国主要线路的铺设。当时为了传输汉字，用电报编码，主要是用阿拉伯数字作为笔画的代号输入汉字，比如6511是“军”，2894是“机”，5710是“处”，加起来就是军机处。后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总理衙门规定，凡因紧急，公事皇帝下达谕旨或督抚上奏都可使用电报。

张之洞看到光绪皇帝这道与时俱进的圣旨，刚开始欣喜若狂。因为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官员，但凡对官场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政治信号的含义，不是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正出于上升通道，去京城任职，这当然是张之洞梦寐以求的机会。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1893年，张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2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是跻身位极人臣，张之洞当年出京城锻炼，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回到京城。

不过，对于辅佐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维新变法，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这或许不是机会，而只是一次“危机”而已！

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二天，他急电杨锐，打听光绪皇帝为什么要他进京：“此次入觐，西宫太后意若何?朝廷有何议？”张之洞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张之洞拖着不肯进京，致电总理衙门，表示自己手头工作多，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

不久，光绪皇帝再度来电旨催促张之洞北上：“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

张之洞不敢再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驻德公使许景澄讨教国际局势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故，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在经过南京时，张之洞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密谈，商议变局。后来，张之洞终于抵达上海，准备在此换海轮北上。这时候，杨锐的电报给张之洞回了电报，详细汇报了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冲突。张之洞觉得这趟浑水太深，自己不宜去京城，但又不能不奉旨，于是就命人导演了一出大戏。

不久，张之洞的后院起火了，湖北沙市出事了。一位湖南籍的面馆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门前随地小便，与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被更夫用扁担打伤，激起湘人愤怒，次日，集体赶到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拦。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扦手坐船同时放火，并阻水龙不许往救。这其实只是一起本该归城管处理的卫生事件，却因为掺杂了湘鄂两省人的地域冲突，及民间对国企、洋人的不满，扩大了，根据江海关沙市税务司、英国人牛曼的报告，财产损失应该高达10万两，史称“火烧洋码头”事件。荆州将军祥亨的报急电报就飞到了京城。驻英公使裕庚也发来电报：“英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只好电令刚到上海的张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李经述心想，张之洞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这次康有为变法维新，估计会比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更加短命。于是，他命朱红灯带人在山东大学堂正在建的饭堂放了一把大火。虽然这次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李经述认定这把火是拳匪所放，让谭嗣同一定先查个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复燃？谭嗣同也觉得此事蹊跷，做事要有始有终。李经述还派人去湖南接谭嗣同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进京。因为此事涉及到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便让梁启超先协助调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帮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便没有立即去京城，暂时留在了济南。

果然不出李经述所料，康有为对夺取朝廷权力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定宪法，开议院”这个曾长期被当作维新主要举措，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