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薇薇本来的意思，是能做德语翻译的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工人，听到人家的薪水，这个话就说不出来了。

不过，她换了一个口气，道：“大华给这么高的薪水，能赚回来吗？”

王绍嘿嘿一笑，自以为配合的道：“别是赔本赚吆喝了。”

杨明摇摇头，道：“这个维修师是很重要的。其实，国外的机械设备，正常情况下，人家都是要教我们所有的使用方法和维修方法的。只有我们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找巴斯夫公司。但你知道巴斯夫想公司派人的成本有多高吗？往返飞机，汽车接送，工作一天3000美元起，这个人工费，够我们养几百个工人了。他们才解决一个问题。像是这么大的乙烯设备，我们采用油液监控，每个月也要换百十次的零件，常规维修几百次，你说有自己的维修师重要不重要。”

“这样？”

“以前没听过？不稀奇，人家德国人其实也懒得教，你们要是不学，人家打个幌子就走了，等有了问题，你方便，他赚钱。只有我们大华，那是认真派人学习，而且学习以后，也能把人留下。”

“别家留不下？”

“像盖天宇这样的？中石油中石化能给他开多少工资？1000块到头了，说不定只能四五百，私人企业就算不要维修专业设备，也愿意挖这样的人，2000块钱不够，3000总够了吧……”

“你们大华还能开到5000。”何涛听出来了，不满的道：“这种金钱挂帅，会搞坏企业的。”

“员工自由流动，是他们的权力。”杨明见他上纲上线，自己也戴上了帽子，皮笑肉不笑的道：“再者说，你要是不把薪水开高，人家会外语，又有本事，也不到你工厂受累了，说不定找个研究院呆着去了，对了，你看前面那几个，就是技工做的研究员。”

90年代的外语价值是非常高的。别的不说，即使是做外语导游，一个月的薪水超过万元也不稀罕，尤其是小语种的外语人员，各行各业都有需要，编制、房子、薪水是一样都不缺的。

以国企的顽固，派人出国学习，学习的人要是学会了外语，十有八九是留不住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工厂调到研究院，让人家坐上办公室，再解决一点级别的问题，才有几率留下这样的人才。

但如此一来，出国学习的初衷也改变了。原本是学了技术操纵机械的，维修设备的，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懂外语的专业技术专家，其个人价值对企业来说也瞬间减小了许多。

以大华的思维，不如给更多的钱，将人留在最能创造价值的岗位上。

优秀的维修师傅能给企业节省几百上千万的成本，优秀的技术工人能给企业生产出几千上亿元的价值……这样的道理，要说国企不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但要他们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国企的薪酬标准都是上级部门置顶的，最高要上溯到国务院去。哪个企业能为了一个工人去找国务院。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固定的薪酬是非常有意义的，否则容易造成腐败丛生等更多的问题……其实，后世所谓的国家特殊津贴，就有调整人才价值的意思，但它那几百上千元，能拿到的也不多。

以工资标准来留人，从来都是私企的独家秘笈，国企要学是学不会的，成本会高到他们难以承受。

当然，国企最终是能采掘出一些独家秘笈的，比如说难能可贵的京城户口，要求很低的委培名额，自家干净帅气又美味便宜的食堂，水平高超有钱都搞不定的公立幼儿园，以及随物价指数上升的退休工资和廉价的福利分房……市场需求和市场供应永远都是不协调的。在共产主义来临以前，总是需要一种东西来调节社会与人的关系。对现代人类来说，只有两个选择，万恶的金钱或者万恶的权力。

相比权力调节资源的丑恶，金钱简直堪称万佛升天。

当然，还有更理想主义的社会调节利器，道德品质。

可惜中国用5000年的历史证明，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谢薇薇等人以计委的眼光，着眼全局，竟然没有发现比大华更好的解决办法，一时间，谢薇薇突然有些恐惧。看到大华，未知的未来在她眼中变的更加未知了。

“那国企怎么办？”何涛问出了另外两人想问的问题：“咱们进口的设备越来越多了，国企要是留不住人，企业的成本就要上升，成本上升了，市场竞争力下降，更加留不住人……”

王绍和谢薇薇的眼中都充满了忧虑。身为国家计委的年轻成员，他们确实有忧国忧民的资格，或者说是习惯。

杨明也是从国企出来的，想了想，最终摇头道：“国企没办法的，也许，苏董有什么办法吧。”

说到此处，他的语气好像真的相信苏城能解决这个问题似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