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朱祁钰担心明英宗朱祁镇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明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

群臣也明白朱祁钰的私心，但就事论事，奉迎太上皇的礼仪太薄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给事中刘福会合同僚，联名上奏。明景帝朱祁钰的批复是：“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官详察之。”含蓄指出刘福居心叵测，大有降罪的意思。

礼部尚书胡濙联合吏部尚书王直等人面见朱祁钰，为刘福解释道：“诸臣实无他意，只不过请皇上加深亲亲之谊而已。”

朱祁钰却回答说：“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朕怎能违背？”

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到底有没有收到明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这时候，有个京营千户龚遂荣又冒了出来。他不满明景帝以微薄礼仪迎接兄长，不顾人微言轻，愤然投书给内阁大学士高穀。龚遂荣在书中引经据典，大谈唐肃宗奉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想以此来讽谏明景帝。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肃宗收复长安后，立即派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到成都奉迎太上皇唐玄宗。十二月，唐玄宗抵达凤翔，唐肃宗发精骑三千人迎驾；十天以后驾抵咸阳，唐肃宗备法驾迎于望贤宫，等唐玄宗御南楼时，唐肃宗在楼下脱卸黄袍，换着紫袍，表示不居皇位，仍在东宫，然后拜叩于楼下。唐玄宗下楼，父子相见，呜咽不胜。唐玄宗索取黄袍，亲自为唐肃宗穿上，唐肃宗磕头固辞。唐玄宗道：“天数人心，都归于你了。能让我安享余年，就是你的孝了。”唐肃宗不得已而接受。

其时，父老群集欢呼，唐肃宗下令撤除警卫，许百姓入禁地，谒见唐玄宗。在望贤宫，唐玄宗不肯居正殿，唐肃宗固请，亲自扶登。进食时，每一样都由唐肃宗亲尝以后，方始进奉唐玄宗。

第二天，由望贤宫出发，唐肃宗牵马奉上皇，亲扶上鞍后，执缰控马。唐玄宗吩咐“不可如此”，唐肃宗才乘马前导，却不敢行在大路正中。唐玄宗非常感动，向左右说道：“我为天子五十年，未足为贵；今天为天子之父，才真是贵了。”

到得长安，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会元殿慰抚百官；然后拜谒太庙，恸哭久之，方入居大明宫。唐肃宗上表避位，唐玄宗不许，三辞三请，皇位始定。

内阁大学士高穀将龚遂荣书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遍示群臣，与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商议对策。礼部尚书胡濙提议直接将此书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却认为上意已定，即便递上龚遂荣的书奏，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封书大有挑拨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还要降罪。大学士高穀听到王文“挑拨感情”的话后，立时显得颇为犹豫。

此事被给事中叶盛知道后，大为不平。他赞成礼部尚书胡濙的主张，认为应该将书上交景帝。叶盛当时有个外号叫“叶少保”。每当朝议时，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当时只有于谦于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叶盛如此争先恐后，有人不高兴地讥讽说：“莫非他也是少保？”

叶盛便因此得了个“叶少保”的外号，他敢于任事、直言无忌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以叶盛的个性，知道龚遂荣投书一事后，当然要上书向景帝上陈这件事。

另一名给事中林聪也不满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态度软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吓，紧跟着叶盛上书，弹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要求皇帝降旨切责。

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闹大了，想瞒都瞒不住了。景帝朱祁钰特地派人来索要龚遂荣的上书，看后大怒道：“龚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龚遂荣，下狱坐罪。于是，群臣再无人敢多说迎接太上皇礼仪之事。

之后，朱祁钰派太常少卿许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到居庸关迎太上皇回京。

许彬字道中，宁阳[18]人。自小勤奋好学，被称为“学痴”，与当地才子王贤齐名。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他被景帝朱祁钰选中，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平庸无奇。

商辂字弘载，淳安[19]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即所谓的“连中三元”。终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辂一人[20]。即便是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人仪表美好魁伟，英宗皇帝很喜欢他，曾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许彬一行在宣府见到了英宗朱祁镇。一番礼节后，许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诏和祭文。祭文是为了祭奠土木堡阵亡的官军，写得悲壮苍凉，颇有气势。最关键的是，许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隐有为王振开脱之意。虽然王振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国贼”，但英宗对王振的复杂感情，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原则，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年纪最大的作为继承人。

其次是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失宠后，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宠阴丽华，郭氏之子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于阴氏之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唐玄宗王皇后无子，宠妃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唐玄宗宠爱武惠妃，又想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

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干预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更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并严格遵守了嫡长制。他最早立马皇后所生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性英武，许多地方都与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议论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晋王将立于何地？”

刘三吾的理由依旧就是嫡长子制，因为这三个儿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长子原则，应该立皇二子秦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觉得有理，不应该乱了礼法，然而，他并不喜欢秦王，于是选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还有个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因为嫡长孙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孙。

立储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后来又起了变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晋王先后病死，这样，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长子。朱元璋偏爱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为太子。但群臣纷纷反对，理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

此时，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头，年老力衰，已经没有很多精力，见群臣反对，就此作罢。不料他所喜爱的皇四子朱棣后来还是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夺来的，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当上了皇帝，仍被传统士大夫视为篡位，于是他大挥屠刀，以极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旧臣，以堵住众人非议的悠悠之口。他后来连年对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传国玉玺，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为了加强正统继位形象，朱棣还大兴土木，修建了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名义上为纪念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借以让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而修建武当山宫观则是朱棣假托天命，宣扬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当金殿中供奉着真武帝君的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是按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

朱棣夺取皇位后，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烦恼。按理来说，朱高炽是嫡长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但朱棣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犹豫，他不喜欢朱高炽，更偏爱作战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对兄长的地位也一直虎视眈眈。朱棣却没有违背祖制的勇气，朱高炽最终还是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由此亦可见嫡长制作为“万世上法”的巨大威慑力。

朱高炽即位为仁宗后，立嫡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后，朱祁镇因为是长子，被立为皇太子。朱祁镇开始还只是庶子的身份，后来母亲孙贵妃被立为皇后，也因而成为嫡长子。而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后，异母弟朱祁钰登位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长子，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21]。

明景帝初即帝位时，只是为了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宗制度的破坏。因而，朱祁钰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马司指挥汪英，正统十年（1445年）八月册封为郕王妃。景帝登基后，册立汪氏为皇后。汪皇后无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如果朱祁钰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朱祁钰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

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

朱祁钰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