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2]。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3]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4]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5]，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