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光看来：西南的各少数民族，除了极少数例子以外，绝大多数并不适合以当年北征的时候针对蒙满等民族的那种政策。明代以来，这些当地的土民虽然也曾经多此做乱，但与汉民并无宗教信仰上的对立，也没有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对立。千百年来的相互了解也更多。

只要坚持“迁徙富裕地带”“严禁聚居”，即不需在一村或一坊之内有三户人家以上的政策即可并坚持一定时间的严格管理。不要说那些信仰比较原始落后或者没有真正意义上宗教的民族。就是西边传来的一些组织性很强的一神教，在这种政策之下也被同化也是时间上的问题。如果再配合上与此时汉人相同的教育政策那就更可以足够了。

至于让人“家破”“妻离”“子散”的政策，不是不可以，只是这样做势必要再次展开针对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的血腥政策，可能至少有百万人左右的人头会落地。这给新军主力部队带来的政治影响是很难说的。

王光的疑问很快得到了张海的回应。仔细回想起来，张海也觉得“家破““妻离”“子散“的形同强盗一般的政策只适合针对那些对新朝并不了解，也很难妥协的蛮夷。或者人口众多，同化起来也颇为困难的地方。张海并不希望在西南各地掀起一场像当年在辽东时的那样血雨腥风。

新朝在立朝初期所杀的内外敌人不说，清理的民众也有些不少了。张海得到过一些有关退伍士兵的报告，很多过去看起来温和而朴实的战士也在大规模的对内和对外的战事中转变了性格。这在张海看来，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因为这样的人就很难再被用于从事教育或行政等方面的重要工作。

最终，不仅仅是四川等地，就是云南贵州等地新军主力部队向各山寨残部所下达的“最后通牒“要求实际上比传闻下降了很多，对于一些比较”熟“与周边汉民在历史上没有冲突或冲突较少地方的当地民族仅仅要求”改俗“”改土归流“，而并不要求迁徙同化。

而对于一些被认为有不良记录的地方部族，则仅仅把过去““家破”“妻离”“子散”的霸道政策降低为可以保留原来家庭，但不允许直亲以外的聚居。

这样的政策当然也是边陲一些部族难以接受的，激烈的请教和追击战斗又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隆冬季节的时候，整个西各地的战事才最终落下了帷幕。

在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作战行动中，新军主力部队战死一千二百余人，负伤三千余人，累计伤亡损失四千人左右；负责辅助的西南乃至两广一带的十余万公安军官兵战死四千余人，伤亡一万五千余人。整个作战行动花费军费白银五百余万两，地方安置费用三百余万两。大概三十万青壮为核心的西南各部武装最终战死或伤死，西南土司势力除了伤亡数十万以青壮为核心的正规或准正规武装力量以外，终究还是有十余万平民在激烈抵抗中遭到清理。不过这西南各族在强压下的抵抗终究没有新朝三年北征时所遇到的北方之敌那样暴烈。超过二百万人以上的各部土司民众还是被妥善的开始“分流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