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0月2日上午，除了被包围在新蔡县东南顿岗的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3000余人外，整个第8师团再没有百人以上的部队进行活动了。隶属新编第4军的骑兵第8师和暂1旅的骑兵们，以大队为单位，在黄泛区泥泞的道路上四处追击着日军的残兵游勇。

新编第4军在第31集团军第12军部队炮兵和空四师的支援下，对包围圈内的第8师团部发起连续的进攻，最终于当日下午17：00，将日军第8师团部在内的3200多名日军全部消灭。原守中将自杀身亡。

10月2日，刘潇和徐向前部长动身赶往岳阳，主持三个战区联合联合解决武汉日军的军事会议。消灭日军第9师团的事情全部交给了胡宗南。

关于武汉的问题，刘潇事前和徐部长商量过，从军事角度看，消灭驻守武汉日军第11军五万多人应该没有问题。武汉日军的所有退路都被封死，包围圈内的日军无论在火力配置、弹药供给、战斗意志等方面，都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拟。

但刘潇现在考虑的不是简单占领武汉的问题。做为中原腹地五省通衢的武汉，如果进行全面进攻，势必将整个武汉打的稀巴烂。水运码头、铁路设施、市政设施，所有这一切都将遭到彻底的破坏。刘潇要的是有着一个完整的市政设施、充分发挥交通枢纽作用的武汉。中国目前的家底还不雄厚，经不起严重的破坏了，一个完整的武汉将在今后的抗战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为此，9月29日，刘潇就电告毛爷爷。提出：将山西第1军的模式再一次拿到武汉来。只要日军交出武器，保证武汉所有设施的完整。武汉地区的所有日军准许在中国军队的护送下，走水路离开武汉。

10月1日晚，毛爷爷回电：计划可行，酌情处置。

10月2日下午，当刘潇在岳阳的军委会临时会议上把自己关于武汉的计划提出时，整个会场当时就炸了。

冯玉祥、张学良、白崇禧、陈诚等人拍着桌子解决反对。认为必须抓住有力时机，干净、彻底的把第11军消灭，从而鼓舞全国民众抗日之信心。

陈济棠、何应钦、顾祝同对于刘潇提出的问题，一时没有思想准备，在那一言不发，低头沉思着。

薛岳、李济深若有所思，只是没有完全想明白，所以不作表态。

因为刘潇在来的飞机上事先和李宗仁交流过，李宗仁心中有数，端坐在那笑眯眯的看着大家。

见冯玉祥他们情绪激动，徐向前站起来说到：“大家静一静，让刘委员长把话说完怎么样？”

见大家安静了下来，刘潇说到：“现代战争的胜负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与衡量，一个是综合国力，一个是文化底蕴。

就综合国力而言，我们完全处于下风，但我们并没有被日本人打败。许多受到五千年中华文明滋润的人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主动站了出来，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住了日本人的侵略狂潮。那些先我们而去的勇士们，哪一个不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果他们能够活到战争结束，将会为国家的建设作出多莫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放走这五万名日军。得到的是一座完整的交通发达、工业设施相对完整的大城市，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将得到提高。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避免许多勇敢士兵的牺牲，一旦我们的综合实力得到实质性增强，这些士兵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到那时，别说是五万日军，就是五十万日军也不在他们的话下。

同时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为什么日军士兵在战场上主动投降的少，坚持顽抗的多？因为他们以为我们的军队还是战争初期的状态，在遇到我们攻击的时候，只要再凶狠一点，只要再坚持一会，他们就可以再次获得胜利。直到他们最后死亡才明白，我们已经不再是战争初期的我们了，可死人是不会吧这些告诉给其他日军士兵的。

现在我们把被包围在武汉的这五万名日军士兵放回去，让他们活着告诉其他的日军士兵们：中国军队不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他们有比自己更先进的步兵武器，更凶狠的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在和这样的中国军队交战时，保命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逃跑！除非你不再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他们的亲身经历比我们的宣传效果好上十倍百倍，这五万名士兵将成为我们的五万名义务宣传员，成为摧毁日军战斗意志的瘟疫，在日军部队中不断的进行着传播。无论是在中国战场还是回到日本。

所以我的意见是拿这五万名日军士兵来换取一个完整的武汉。”

刘潇的一番话让大家沉思。经过交流沟通，最后大家同意了刘潇的意见。

10月3日，军事情报局通过汪伪情报机关，将中国方面的意见转达给了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派遣军司令部立刻汇报了日军大本营。

正在为太平洋战场兵力不足四处征兵的日本政府及大本营，没有多加思索的就答应了条件。

10月5日，在被中国军队占领的九江城，中日双方的军事代表团进行了谈判。由于一方只想得到完整的武汉，一方只想把五万士兵撤出保存下来。谈判很快达成。

10月6日开始，驻武汉周边的日军开始放下武器，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船只前往安庆。截止10月9日，驻守武汉的日军最后一批部队在放下武器后，乘坐日军的运输船只离开了武汉，中国军队随即完全占领武汉至九江沿线。

至此，被日军占领达6年之久的武汉城，完整的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