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底，重新占领河津的日军七十八联队和伪军一个加强团西渡黄河，在日军空军的掩护下，对禹门一带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

由于事出突然，且日军动用的兵力不足，日军似乎有其他的目的。

刘潇一面命令黔军的新编第八师进行抵抗，同时出动在韩城的陕西空军进行支援。另一面命令行营情报部电讯侦查科，加强对日军华北方面军和日军第1军的电报往来，进行监听和破译。

很快，陕西方面通过对日军华北方面军密码的破译，知道日军此次渡河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陕西方面的注意，保证满蒙驻屯军对包头的突袭。

得到情报后，刘潇不得声色的将部分战机转移到神木机场。同时将新组建的机械化旅，利用铁路快速调往包头，与刚装备了一个坦克营和105自行榴弹炮连的原驻包头摩托化旅（先升级为机械化旅），合并组建陕西机械化二师。

日本关东军从个部队抽调部队约三万人，在260架飞机，70辆坦克的支援下，准备于1939年1月6日，再次对包头方向进行快速攻击。

由于事先得到情报并做了部署，刘潇不待日军发起进攻，先敌打响。

1939年1月5日，从凌晨开始，陕西空军出动包头、准格尔旗、神木、吕梁等地的飞机，对太原、张家口、大同、石家庄、北平沿线的日军机场，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空袭。

由于整个行动提前派出特战队员进行空中无线电引导，加上活动在日军占领区的第18集团军部队的有力配合。通过陕西电子学院计算机的运算，合理分配了轰炸力量，整个空袭行动堪称完美。

当天的两次轰炸，陕西空军只损失了8架zd36-1战斗机,三架h35-1轰炸机，取得击毁和击落日机218架的战果。

陕西所有被击落飞行员基本上跳伞降落在第十八集团军的实际控制区内，在大十八集团军的大力帮助下全部获救，无一人阵亡，8架zd36-1战斗机残骸也全部被摧毁。

为此，刘潇专门给朱老总送去zb-26机枪150挺，弹药100万发。92步兵炮24门，炮弹1500发。名曰：感谢第十八集团军对陕西空军飞行员的救护。

此事被戴笠安插在西安的人员知道后上报给戴笠，戴笠又将获得的情报上呈给蒋介石。

得到报告的蒋委员长极为恼火，电令刘潇解释。

其实刘潇知道此时瞒不过戴笠的耳目，因此在赠送礼品的同时，通过电报向先宋美龄做了解释，说明飞行员的价值远高于所赠送的物品，今后陕西空军在对空作战中还必须依靠第十八集团军的理由。

对空军相对比较了解的宋美龄，知道自己的这位弟弟所言非假，因此在蒋介石面前为刘潇遮掩过去。事后，蒋介石来电严加训斥，最后要求陕西方面不得再随意补充或赠送第十八集团军武器装备。

刘潇也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做了深刻的检讨，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1939年1月6日，由于陕西空军的轰炸，造成日军一线作战飞机严重损失，绥包战役还没有发起，日军的牙齿已经被刘潇给基本拔光。

在大草原上进行战斗，离开了空军的强有力支援，部队的损失将是巨大的。于是日军大本营宣布战役取消，日军对包头的进攻计划被无限期的推迟。

其实刘潇这次行动中，完全可以在日军发起后再行打击。考虑到5个月后将要发生的诺门坎事件，刘潇没有想把日军现在就打趴下，如果日军在包邮地区的战斗中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关东军的整体实力被削弱。那样就有可能使诺门坎事件不再发生，日军有可能单方面全力对付中国。包括日后的太平洋战场也有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而不会爆发。

为了保证历史尽可能的按原来的轨迹发展下去，这才有了让日本人知难而退的大规模空袭。

取消了绥包战役，让日本关东军感觉到十分的憋气。当日本海军部和陆军部就日本下一阶段应该是北上攻击苏联，还是南下打击美英两国，进而夺取西南太平洋的战略物资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对日本陆军“下克上”习惯秉承和保持最好的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地区，和苏联部队发生了一场有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诺门坎事件”。